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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从周

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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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余英时的文化感伤主义  

2012-04-30 18:31: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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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余英时的文化感伤主义
批评余英时的文化感伤主义 - 吾从周 - 吾从周
 

余英时所代表的那一派思路绝不会有出路。除了进行文化上的自我麻醉,对于现代中国的建构毫无意义,而且 也不会鼓舞起真正的文化自信。因为他和他的老师钱穆一样,都不理解,古典中国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差距不是时间差距,不是量上的差距,而是本质性的差距。是从 价值观到思维方式的截然对立和区分。个体的、理性的、公共的、自由的现代价值和理性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都不曾存在过。这个基本的事实却总是不被人承认。 这是中国的读书人最不诚实之处。因其不诚实,从而误国误民,莫此为甚。

因此,中国的读书人总是喜欢用各种旧内圣来格义式地理解现代文明。 这一错误不止在中国发生,在日本也同样发生。尽管日本人作如此谬见的程度较之中国为轻,但日本人在现代化的路上,也总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得靠西方文明 亲手扶上马,才勉强上了路。所以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内圣开外王,而是一个纯粹得多的问题:你打算如何学习、建构和创造现代文明?把话头换成各种公开的或隐蔽 的内圣开外王,是偷换论题、耍滑头。古典应该保留,应该援引,乃至可以从中寻找启发和灵感,但不能替代建设现代文明的努力。因为古典只是建设现代文明的砖 瓦和基础,不是现代文明本身。

余英时的思路就是隐晦的内圣开外王,而且一定是以中古和近世的内圣为主力,要开出现代文明。凡是西方有的, 我们就有,只是之前没有重视。凡是西方人搞的,虽然在物质和技术层面我们没有,但在价值层面,我们也早就有。这实在是错谬不堪。余英时对这种内圣的最大误 解就是把它当成了现代宪政对政治权力的约束。鬼都明白,旧士人的从道不从君,只是同一个权力架构内的双头蛇之间的相互嘶咬。此为余氏之绝穴。

政 治文明直接奠定一个群体的生活秩序。中国古典文明只发展出了对暴政的控诉,但没有发展出防止暴政的制度。中国古典文明还只发展出了精英阶层内部混乱不堪的 游戏规则,却没有发展出真正的国家意识,没有把公民个人作为国家基础的理念。因此,中国古典政治,虽然有数不清的政治格言、道德告诫和巧智,却缺少真正的 政治科学和政治智慧。有人说,只有西方文明发展出了政治科学,这不是种族主义的文化傲慢,而是事实。中国士人和知识分子迄今仍没有脱离这一知识格局。

凡 略知中国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者,都清楚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人自古就没有对政体的系统讨论和研究。唯一可以称得上稍显条理的政体思考,也不过是被湮 灭了两百多年,才被后人重视的《明夷待访录》。然而及其重生,已然清末,早就不合时宜。迄至今日,中国人对政体问题的争论仍然限于极其低劣的水平。比如, 连对民主制度的局限都无法大胆诚实地承认,而是斥任何对民主制的理性质疑为“反动”。例如蔡定剑之流。

余英时等人确定的研究框架诚然让我 们看到了古典中国的不同面向,但是,其所揭示的东西,多半是传统中的局部或潜流于社会中层的习俗,并没有上升为制度建构。从这些一鳞半爪的文化残片,到制 度建构,中间的过程比余氏等人想像的要复杂得多,麻烦得多。它需要对理性的真正的发扬,需要沉得住气的超越性的反思,更需要以客观性为核心的价值-制度- 道德-历史的系统实践。

单纯的感伤主义不应该作为历史研究和政治思考的动机。理性地批判性地检视过往,才会做到知人论世,知往而鉴今。余英时的研究从来不追究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对政体问题的理性探讨?

如 此这般地追问并不是要效颦李约瑟的问题。而是要由此出发检讨中国古典文明的缺失与不足,清理出地基。前人早就作古,我们并不是要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反思古 典中国是为了建构现代中国。而现代中国又不是如同美国一样,奠基于新大陆,而是在古典中国的废墟上。于是死人的梦魇纠缠着活人。然而,做着死人的梦,感伤 着自己的处境,却是近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一贯心情。

如今,这种感伤主义以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各种包装大行其道。民国文化暴热,果粉肆行网 络。眼下,姚中秋(秋风)的所谓儒家宪政主义,无非就是新一番的春梦发作。只是远远不如余英时的来得精致,刻画得细腻。余姚二人之区别,仅是皮相,而非本 质。换言之,姚中秋的方案来得太廉价,而余英时的答案则更有新意。这一情结倘不终结,断断乎不会有真正的文化自觉,不可能获得崭新的自我意识。

多 年的欧风美雨浸润,令余英时明白,从感伤主义倒向复古主义的路线断断乎不可行。因此,他的研究框架就被设定为从古代发现现代,从中国看见西方,打算以一种 过于轻松、过于想当然的方式弥合现代与古典的本质冲突。思考政治和文明,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不是仅凭历史匠人的东拼西凑就可以完成的。漠视这一思想任 务中的本质性要求,漠视从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包蕴着的普遍性维度,拒绝从客观性的高度展开理性筹划,乃是不负责的。

余英时引领的思路只是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抚慰,是高等级的心灵鸡汤。正是因此,余英时的学术地位将只会是二流,乃至三流。当余英时等人抨击着中国大陆各地大造假古董的营建热潮时,又何尝想过自己炮制的那些古典幻象岂非另一类假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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