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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从周

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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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提“道统”与知识分子  

2012-11-05 02:28: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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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提“道统”与知识分子



资中筠先生曾经提出当代知识分子应该重拾“道统”,以保持批判精神和独立地位。意思很好。但资先生却用儒生抗争帝王弊政作为例子,而且还表示现在的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有“逼良为娼”的功效。我以为,资先生的“道统”说失之于粗率,有必要加以辨析。

“道 统”这个词最初是朱熹提出的。他曾说过:“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但第一个把它拎出来捧得高高的,却是韩愈。在《原道》中,韩愈 辟佛灭佞,声言“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道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韩愈还罗列了从道德价值到宫室器皿纷纷万象,都归结为“先王之教”。先王教化什么呢,还是那个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 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就是这一段总括整个古代汉文明的话开启了从 晚唐到宋朝的新儒学复兴运动。于是有了我们经常传说的“道统”。

可见这个道统是在唐宋文化转捩之际儒学内部出现的新传统,并非唐以前的老 传统。战国以前,纷纷各家,各奉其“道”,并无定于一尊之“统”。庄子说道术为天下裂,西汉时司马谈论析六家要旨,也各名其道术,而不言“统”。其实这与 唐以前中国社会中的封建传统有关。秦以前诸候并雄,思想学说争奇竞妍,这符合多元化社会的现实。秦以后,虽然大一统格局建立了,但是官僚体制远未消灭封建 因素,比如分封制依然盛行,甚至在汉景帝时爆发诸侯兴兵的七国之乱。直到唐代,士族豪胄也还是地位崇隆。儒家学说虽然是朝廷的主流,却并不排斥佛、道等学 派。甚至唐末大乱之后,还有承袭道家思想的无能子隐居山中,对帝制作出了深邃的哲学反思。然而这种多样性在宋以后消失了,无能子的反思遂成绝响!

入 宋以后,士族彻底消失。中国进入了一个完全平民化的时代。以致于观察这段历史的人感叹中国过早地进入了近代化进程。然而这种平民化却与官僚体制的膨胀相生 相伴,互为因果。科举制度大大提高了寒族读书人的地位,但也限制他们只有当官才能实现自我,并使其人生价值得到承认。因此,宋明理学对臣道的规定,对儒家 之道的新解释,就获得了崭新的含义。四书时代开启了一个以系统的官僚主义道德-政治文化为正宗传承的“道统”。

此后,争正统的观念开始被 普遍接受。甚至宋代以后在对三国历史的解读中,也转而强调汉皇正统。刘皇叔一改《三国志》中狼狈不堪的角色,而成了理学道义价值的传声筒。诸葛亮则摇身一 变,而为千世臣子楷模。曹操从一代豪杰“堕落”成旷世奸雄。这一切都符合宋代儒生对汉唐既往历史的评价。朱熹在答复陈亮的书信中就说过:“欺人者人亦欺 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汉唐之治所以虽极其盛,而人不心服,终不能无愧于三代之盛时也。”

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也是文化理想和人生理 想。能“服人心”的理想就是重现尧舜禹的三代之治,从而确定了入世的读书人的人生价值取向。用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所谓立心就是要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等为核心的道德价值系统。换言之,把社会理解成一个不断完善的道德共同体。这种理解此后一 直是中国诸多儒生的价值诉求,也是所谓道统的内容。跟韩愈的那套说法其实也没啥大的差别。但它却坐实了知识分子全新的自我意识——他们读了书是要去做官 的,上事君,下保民,手中将掌握仅次于皇权的官僚权力。所以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是一帮全能主义的知识分子,自我定位为要改变整个世界。所以张载等人的 思想其实是官僚阶层对自己的文化、道德和价值期许。这个期许也是他们对近代化的平民主义皇权体制的系统理解。“道统”意识是一种以狭隘的道德共同体意识为 基础的官僚主义知识分子的诉求,而非适应现代文明多元形态的取向。

如果这样来看旧式读书人与皇权和体制中种种弊病的抗争,才能明白他们的 局限。像晚明时的复社和东林党,固然批判当时的黑暗现实,但他们相互间的倾轧和攻讦,决非光明正大,甚至不堪入目。君为阳,臣为阴,二者本是连体婴。要在 这两者之间硬生生分出个高低来,颇有些强生分别之嫌。他们的抗争其实还是基于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绝非我们呼唤的个人自由。所以清代学者戴震才批评 宋代以来的“道统”实为“以理杀人”。今天我们呼唤“道统”回归,其实误读了这个名词背后的历史和观念。我相信,这是出于一种批评现实弊病的热情,而不完 全是理性的态度。

庄子曾说,“道在屎溺中”,是说“道”普遍存在。但“道”千头万绪,纷杂多样,并无一统。因此,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知 识分子应该超脱对社会作整体主义打量的官僚“大一统”意识,而从各自的“道”入手发出声音。这样的声音才会是产生客观理性的社会对话,而不仅仅是道德主义 的狂热指斥。跟全能知识分子操控社会的那种冲动撇清干系,才能启蒙公众和知识分子自身。无“道统”而有道术,必有百家争鸣。多元的道术才会诉诸客观性的对 话,追求以理服人,而不是追求定于一尊和强制他人。对“道”或者说真理的追求是出自个人的探索,而不是出自对集体的道德承诺。这就让求道之举不受制于世俗 的功利关切,能达到客观的水准。所以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理性冷静地看待社会问题的立场,是宋明理学中没有的, 也是我们今天最缺的。

“道”与“统”应该脱钩,读书人应该与官僚主义文化决绝,放弃全能型知识分子的定位,而不是批评市场化进程“逼良为 娼”,降低了知识人的道德水准,因为事实恰恰相反。感叹今天的知识分子无“道统”可依,不如感叹他们缺少先秦诸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超越精神。我们提倡 这份真精神,但不应该把它跟宋明理学式的官僚主义道德狂热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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