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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从周

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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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破秦晖东欧改革解释的皇帝新装  

2011-04-04 19:49:5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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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破秦晖东欧改革解释的皇帝新装

 

 

揭破秦晖东欧改革解释的皇帝新装 - 吾从周 - 吾从周

 

大众媒体一般说东欧、俄国是激进式改革,中国是渐进式改革。而且通行的说法称,东欧的改革基本都是激进式改革,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波兰、捷克的改革比较成功,目前GNP大有赶超老欧洲之势,而俄国的“休克疗法”和乌克兰的改革就引发了很大的民生问题,从而被认为不太成功。

 

其实这样的说法既笼统又不符合起码的事实真相。俄国实行的改革与捷克的并无太大差别。仅就所有制改革的取向而言,实质上最初是一样的——都是把国有资产大体平分给个人。但是各国情况不同,而且改革本身也有不同的层次。

大体来说,东欧改革一般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前者指对小型公有企业和资产的私有化,后者则指大型国有企业和资产乃至银行的私有化。小私有化在各国大同小异,也较少争议。大私有化就不同了。因为各国条件不同,规模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宏观经济形势与微观经济环境不同,民情民意不同,指导者的理念和意志不同,而有一些重大差别。匈牙利的办法是全卖光。波兰则是部分卖光,部分实行企业内部人私有化,部分实行公众一人一份的平均主义私有化。相对多样。捷克则是实行公众一人一份的平均主义私有化。

国内叫嚷得比较多的是捷克式私有化,特别是秦晖等人,奉之为圭臬。秦晖的说法集中表述于他与其老婆金雁共同撰写的《十年沧桑》一书中。然而,此书公然歪曲事实,在许多关键点上打马虎眼儿。因此此书的根本观点和论证统统不可信。

真实情况是,捷克改革模式实际效果并不好。捷克的方案是先设立若干个投资基金,由国家分给每人一份大体相同数量的投资券,自由选择加入某一个投资基金,再由这些基金出面对国企实行大私有化改革。基金在操作中,被假想为可以通过买卖实现资源的集约化并提升效率。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任何这样的以生产为导向的改进,都需要:1,大量流动资金,而当时捷克没有。2,有足够的经理人员和企业家人员,并且有严格的委托代理监督机制。但这一点也不具备。所以事实上,国企和基金中的掌握实权的人物就可以利用代理链条上的弱点进行为己寻利的任意处置。生产性激励并不存在,起作用的是寻租性激励。因而基金和国企中的经理层大胆进行着攫取。国企改造变成了出售存量资产,从中获益的寻租行为。事实上公民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加上通胀,投资券的贬值在所难免。事实上,扣除物价变动等因素来看,捷克的生活水平在那几年中,是在下降的。

1992年左右开始的捷克改革因为这个看似公平的设计,而进行得较慢。对经济效 率并无提升。1996年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究其原因,根本上在于完全没有建立起整个的市场化所需要的“硬约束-激励”机制。事实上,在迄至1996年的四年中,银行仍然没有实质性的私有化,更被政府要求向国企提供低息贷款。这事实上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预算软约束机制。总而言之,改革方案的着眼点集中于财产的平均主义的再分配——这种设计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方案并不看重真正建立市场的机制,并没有从产品市场到资源市场再到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系统的市场化政策设计。这一改革的脉络是环环相扣的。国内吹嘘捷克模式的人根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总是把所有制的平均化看作头号大事,借口就是所谓的公平或社会正义。这是相当扯蛋的说法。尽管他们口头上说,不反对私有化。但是,任何仅仅进行瓜分的财产再分配,虽然可以建立名义上的私有财产归属,却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因为任何财产权最终要体现于交易上。单兵冒进的平均主义财产再分配根本不涉及市场化的系统的结构问题——而这一点才是转轨改革的硬核和本质。盲目瓜分财产,不涉及结构性的系统改革,既是捷克式改革失败的根源,也是俄国的大众私有化改革失败的根本。秦晖鼓吹的捷克模式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土地改革。

俄国的改革设计其实与捷克差别不大。都是那种秦晖式的起点平等。其缺点也是一样的。

捷克的经济增长是在1996年后开始实行的更加到位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克劳斯政府上台后的办法是加快银行业的私有化,同时逐步取消对国企的软预算保护。并对投资基金进行了整顿。加快了公开出售方式的私有化步伐。换言之,平均主义的大众私有化在克劳斯手里被悄悄放弃了。捷克的改革方式向匈牙利靠拢。后来波兰也一样,走了匈牙利道路。瓦文萨出身的格但斯克造船厂就一直是抵制这一匈牙利式改革的堡垒。正是这样,这些国家较快地建立起了比较健全的市场硬约束-激励机制,从而经济效率开始成长。也就是说,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化,才是它们经济成长的根源。而不是秦晖所说的什么起点平等。

 

可笑的是,秦晖拿着克劳斯所在党派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情况唾沫飞溅地说事。吹嘘什么捷克人有改革共识,有公平共识,于是乎皆大欢喜云云。这种意识形态味十足的解释和曲解泛滥于他们两口子的《十年沧桑》一书中,更泛滥于秦晖两口子兜售其胡说八道的各种长短文章当中。起点平等的说法,事实上是对整个复杂的市场化改革的片面之见,是充满社会主义偏见的曲解。捷克左派主动放弃平均主义改革模式是实践本身的推动,是不得不然,跟改革共识屁关系没有。如果不那么改,左派根本就不可能再有执政的机会。2009年年底到2010年年初,捷克和波兰等国都发生了示威,要求清算平均主义改革时期的攫取者。这是对当年平均主义改革的最大嘲讽。

抛开这种偏见,就能发现,中国的改革事实上不自觉地遵循了从产品市场到资源市场再到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系统的市场化政策设计。这个设计的具体体现就是双轨制。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和创造。但是在中国本土,对这种改革方案的诋毁却成了时尚。特别是秦晖、吴敬琏等二货。别看他们满嘴市场化,满嘴改革,但他们根本不理解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问题。根源还是在于他们不理解什么是市场。

最后说说激进和渐进的提法。一般激进化改革是指苏东采取的休克疗法,但这个疗法本来只是指平衡政府财政预算的一套宏观经济学政策。并不涉及产权改革,更谈不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转轨。在实践中,这套做法事实上也与我们所说的那些改革没啥必然的因果关系。俄国和东欧的改革都是在这一财政预算平衡任务与经济体制转轨的相互牵扯中实施的。

真正意义上的激进和渐进,我的理解是,它们是结构性概念,但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种区分没有意义。仅仅就是所有制改革而言,任何化公为私,都是激进的。包括秦晖式的平均主义私有化主张也是激进的。但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而言,不存在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激进可言。因为任何市场机制的建立,都是要么改,要么不改的事。区别仅在如何实施。中国的实施方式在时间上看似比较慢一些,而在结构意义上,又绝对不算渐进。

中国的双轨制改革只是一种实施上述转轨的可控模式之一,不是唯一模式。匈牙利的改革就不是双轨制,但完成了中国改革仍远未完成的任务。中国的改革难题根本不是激进地改还是渐进地改,而改与不改的分歧。这一点从国进民退的争议就能看得出来。

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事实上也是俄国和乌克兰等国面临的难题。改还是不改?必须有一个答案。这才是中国面临的真正的大问题。

自以为聪明的秦晖、吴敬琏等人拣芝麻,丢西瓜,根本不敢碰这一点,而是一天到晚拿什么社会正义和转轨正义说事。他们只是利用了普通中国人对东欧事务的无知妖言惑众,完全是胡说八道、危言耸听、混淆视听。其贻误改革和助长再分配的激进主义民粹情绪,为之已甚!他们已经是并将继续是中国改革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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