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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从周

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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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的改革观错在哪里?  

2010-02-28 19:55: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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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的改革观错在哪里?

一,秦晖改革观的主要内容

秦晖一向的改革观是这样的:应该是起点平等的,全民主权的,各项指标全方位互洽的,也就是不但要有自由,还要有“正义”,最后是见者有份;为了保证见者有份,所以民主化必须优先。

这些就是构成其所谓“改革共识”的主要内容。这些要求等于是给改革过程设定了如下的本质要求:1)改革应该是一个平滑的过程;2)改革应该是一个无冲突的过程;3)改革必须符合一个明确的道德标准。

这种近乎完美的设想,是一种对历史过程作总体主义幻想的认识进路。这个完美主义的幻想有一个秦记的命名——改革共识或共同底线。

非要拿所谓改革共识来说事,其实恰好是左派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政治幻觉。是政治和道德上不成熟和幼稚之处。


二,秦晖改革观的认识论和伦理学基础

如果要追溯这种政治和道德幻觉的来源,那只能是一种基于可笑的集体主义道德至上心态的幻想。他们幻想改革过程会是一个,1)在总体上可以绝对地被概念化和理性化的过程,不如此就不能保证整个幻想的合法性及真实性;2)在1)的基础之上,可以对整个进程作出道德上的判断,这一点尤其是由1)来保证的;进而,3)改革必须是整个制度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过程,这样就从对改革现象的实证描述转向了对改革的价值判断和命令。我们知道一个基本的伦理学常识,即休谟所说的,从实然判断无法得出应然判断。然而秦晖的上述逻辑显然已经违反了这一原则。

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过程观。没有这样一个认识论的基础,秦晖不可能提出对改革的历史进程的总体的本质性判断和预设。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秦晖的分家理论的核心要义才突显出来: 秦的公平分家的说法,其实是要解决伦理学中的极端难题——道德配当,moral deserving,也就是“谁?应当得到什么?”

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部理论都是以他们对谁应该得到什么问题的回答为基础的。然而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与此并无二致。


道德配当的难题实质是一个分配难题,涉及到起码两个序列的分配。一是对人的道德价值的分配。即哪些人是好人(善的),哪些人是坏人(恶的),这就要求在不同的人当中排定一个序列和地位。这取决于对所有人的道德品性的整体的本质性的观察和判断,可是谁能做到这一点?二是对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秦晖这里就特别强调的是财产,这又该由谁来判定?这是一个观察者和分配者难题。

但是显然,秦晖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一立场之激进,自五四以来未稍改易也。这一道德问题上的激进立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的流行病。秦晖在这方面的代表文献是他的《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

为什么秦晖要设定民主化优先于财产的私有化?因为上面的这个观察者和分配者难题他无由回答,于是才诉诸于对一个至上主权者的幻想。而这个至上主权者就是“人民”。这时候,“人民”不但是政治上的主权者,而且更上道德上的主权者。这样,秦晖就沦为一个成色十足的政治激进主义者了。

这种政治与道德二合一的主权者就是民粹主义所依赖的概念基础。到了这一步,秦晖就已经从道德激进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彻底倒向民粹主义了。而且这一有关道德配当的幻想很能迎合眼下高涨的“相对剥夺感”。拿这种社会思潮说事,也是秦晖的论调广受欢迎的原因。


基于这一思路,所以秦晖在他的文章里(特别是《自由、乌托邦与强制》一文),反复为集体主义的组织力和行动力辩护,认为它们是积极自由,比消极自由更具有创造性,能对构造一个新秩序发挥无可取消的作用。这个时候,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三,所谓转型正义

上述集体主义的逻辑就是秦晖的思想基础。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基于此,才有了秦晖他们那一整所谓的社会公正、转型正义的胡说八道。

秦晖们的幻想以所谓的转型正义招摇过市。秦晖当然知道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但他说,这是中国和转型国家的特殊难题。一时间,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正义的另一种特殊类型的正义。他们以为,这种修辞上的刻意区分能使自己豁免哈耶克所展示出来的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正义理念的批判。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特色理论”,跟众人厌恶的各种“特色”说教,区别何在?

然而通过对上述认识论和伦理学基础的分析,完全可以说,这是一种与哈耶克所批判的“社会正义的幻象”毫无二致的东西。

上述的集体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幻想,是对现实的真实历史过程的一种教条主义的先验幻想。

这也就是哈耶克所谓的社会正义的幻相在中国某些知识分子身上的典型流露。而他们的想法与自由主义关于自发秩序的演进的想法完完全全地背道而驰。

在自由主义者眼中,这一历史过程并不能被这样想像,更不能以所谓的“历史特殊性”而授予任何此类幻想以合法性和真实性。

在认识历史进程时,“自由”或者说“消极自由”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对人类各种可能性的最大程度的容忍和对偏见及偏执因素的最大限度的克制。

秦晖的道德偏好,其实正是应该免除掉的东西。这一偏好的最大问题是扭曲了对改革进程的客观认识和理解,用价值批判代替了知识批判,用道德诋毁代替了事实分析。因此,秦晖除了在例举改革中的若干现象时具备客观性之外,在他下判断时,作出预测和论断时,往往是不得要领而且错误的。他的整个论证,是把自己的道德激进主义偏见普遍化、正当化的修辞过程。

相反,自由主义者从来不会把这种改革(从概念上来讲,它属于自发秩序演进的一个下位概念。)看成是一个可以从整体上完全把握的道德上的完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与自由主义的基本要义在逻辑上保持一致,而不至于自相矛盾。

那些攻击自由主义的改革观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多数其实都是对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一窍不通的政治和道德双料激进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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