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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从周

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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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秦晖如何诬蔑盛洪和张曙光  

2010-11-24 19:28: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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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秦晖如何诬蔑盛洪和张曙光

 

1998年,盛洪就社区财产产权改革中“分”与“卖”和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探讨,撰写了《论社区资产个人化的途径:“分”与“卖”——以周村为典范的股份合作化过程为例》一文。盛洪在分析中指出,在乡镇企业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转变过程中,有一个社区资产个人化的过程。个人化的途径主要有“分”和“卖”两种。从财富分配角度看,“分”和“卖”等价。只要“分”的范围与社区资产归属的范围相同;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卖”比“分”更为简便、更为可取;但从社区企业的制度变化来看,“卖”只是改变了社区资产的性质,并没有改变社区企业的产权安排,“分”则导致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革。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分’与‘卖’分别是两种制度变革的方式,也是两种制度安排。上面的讨论说明,这两种方式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它们分别在不同的范围内、不同的情境中起作用。”[ 盛洪:《论社区资产个人化的途径:“分”与“卖”——以周村为典范的股份合作化过程为例》,《管理世界》,1998年第3期] 话说得很有分寸,并没有抑“分”扬“卖”,更没有唯“卖”是好。


然而,秦晖在针对此文所写的《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一文中作了如是批判:“这种‘伪学问’的例子如今随处可见。例如一位朋友近日撰文称:在产权改革中处理产权不明晰的国有(公有)资产并使之量化到个人的办法不外乎‘卖’与‘分’两大类。他认为这二者在总进程的最终结果上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卖’是一种‘双方交易’,而‘分’则是一项‘公共决策’。在他看来,‘公共决策’的‘交易成本’要大于‘双方交易’,因此其结论是:‘分’不如‘卖’。”[ 秦晖:《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1998年第6期。]


之后,秦晖进行了望文生义和穿凿附会的反驳:“这个说法的逻辑混乱是一望可知的:说‘分’是一种‘公共决策’就暗含一个逻辑前提,即这些资产在被‘分’之前是属于‘公共’的,否则‘公共’有何权利参与‘决策’?然而这个前提若成立,‘卖’还能说就是‘双方交易’么?既然资产属于‘公共’,凭什么一‘方’(这里显然是指改制前的资产控制者)就可以不征求‘公共’意见并取得授权便任意把资产‘卖’给另一‘方’?反过来说,把‘卖’说成是‘双方交易’也暗含着逻辑前提,即资产在‘卖’之前是属于一‘方’的(而这一‘方’显然不是指‘公共’),因此这一‘方’才有权与另一‘方’做交易,而‘公共’无权对此说三道四。但这一前提若成立,‘分’为什么就成了‘公共决策’呢?难道有权‘卖’资产的那一‘方’不也完全可以私‘分’这些资产么?而在这种情况下何止无需‘公共决策’,连‘双方’也不必劳驾,‘一方’拍板足矣。这样的‘交易成本’岂不是比讨价还价的‘双方’行为更小么?”[ 同上。] 秦晖是否懂得什么叫公共选择,什么叫交易费用呢?这里且不谈。但能把对方的原意曲解成这样,也确实让人大开眼界。


然后秦晖就直斥道:“该文作者想说的实际上也不是‘扬卖抑分’,而是借‘卖还是分’这个伪问题,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理由,反对‘公共决策’而倡导‘双方交易’,亦即反对民主私有化而倡导权贵私有化。”[ 同上。] 但秦晖却又假装中立客观地来了一句,“仅以上述那位朋友关于要‘双方交易’而不要‘公共决策’的高论及其对‘交易成本’理论的理解而言,我不敢说他在道义上如何,但可以肯定他在形式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同上。] 这是何等的出尔反尔!


经济学家张曙光在随后撰写的《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中对这种作派进行了冷静的说理和反批评,“《秦文》(指秦晖的《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引注)对《陷阱》(指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引注)的肯定是对的,但对《‘分’与‘卖’》(指盛洪的文章——引注)的否定却是错误的。‘分’与‘卖’也是现实中的真问题。在实行股份合作制的过程中,究竟是采取分配的方式,还是采取售卖的方式,以及形成怎样的产权结构,是人们在改革实践中提出和探索的问题,凡是稍有经验的学者,谁也不会否定这一问题在现实中的客观存在。既然如此,经济学家为什么不能提出和讨论这样的问题,提出和讨论这样的问题怎么就成了假问题呢?我们不知道《秦文》究竟根据什么逻辑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们也不知道《秦文》根据什么逻辑认为‘分’就是‘民主私有化’,就值得提倡,而‘卖’就是‘权贵私有化’,就需要反对?……今天的市场化改革,说到底就是要重新订立契约和契约关系,其具体途径就是‘分’和‘卖’,至于在何种情况下‘分’,在何种情况下‘卖’,这是当事人的选择,与什么民主私有化和权贵私有化粘得上吗?”“也许是笔者才疏学浅,缺乏政治敏感,至今仍未从中发现什么主张‘卖’优于‘分’‘就是为权贵私有化辩护’之类的含义。”[ 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读书》,1999年第10期和2000年第3期。]


之后,秦晖在《自由主义与社会公正》一文中作出进一步回应。这时他自知之前的批评站不住脚,于是改口,把哈耶克和诺齐克的理论搅拌了一番,然后无中生有地给张曙光和盛洪戴上如下的帽子,“而这条正义的底线显然无法容纳张先生和他支持的盛洪先生的许多观点,诸如把公共资产当作无主物(‘契约空白’物)而行使先占权(‘一方’选择权),无视交易权利而大谈‘交易成本’,在公共领域排斥‘公共选择’而倡导‘交易先于产权’等等。底线正义要求过程公正,而上述观点恰恰体现的是过程不公正;底线正义要求权力尊重权利,而上述观点恰恰要求权力‘先于’权利;底线正义要求‘获得的正义’先于‘交易的正义’,而这恰恰与‘交易先于产权’相对立;底线正义的基点就是反对滥用强制,即既反对强制化私为公,在私人领域滥用公共权力,也反对强制化公为私,在公共领域滥用‘一方’强权,而上述观点恰恰在后一种现象张目。显然,这条底线在自由主义和张先生之间画出了一条界限。”[ 秦晖:《自由主义与社会公正》,载《思无涯,行有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这些话听起来很绕口,但无疑又很义正辞严。但秦晖是在跟风车作战。张曙光和盛洪的文章俱在,只要读者找来看一看就一清二楚,他们有没有坚持过秦晖控诉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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